当我做了20年的全职太太,孩子们都长大之后,我决定找一份兼职工作让自己忙碌起来。问题是——我究竟能做什么?做秘书,我不会速写,打字像蜗牛爬。尽管天天做饭,却没达到在餐馆掌勺的水平。我能胜任什么工作呢?
那天,当我驾车经过一片停满校车的停车场时,心中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。没错,我可以开校车!我喜欢孩子,而且,家里的雪佛兰车被我开得得心应手。
要拿到驾驶证,我必须先通过笔试,然后是驾驶培训。公共汽车真是个庞然大物。我能转弯,换档,加速,就是不会倒车。丈夫问我开得怎么样时,我告诉他:“很好,只要没有孩子住在死胡同里。”
新学期伊始,我终于通过了培训,成了一名校车司机,同时身兼孩子们的保姆和朋友,必要时还会扮演严厉阿姨的角色。新工作让我很快乐,她很像我从前的工作——做妈妈。
如今,当我回想多年的司机生涯时,会记起从感恩节一直下到三月的大雪;会记起圣诞节收到几百张写着“我爱你,波丽”的贺卡;会记起孩子们唱过无数遍,熟悉得在梦境萦绕的儿歌。然而最主要的,我会记起查理,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小男孩。
查理开始坐校车是在我当司机后第四年的九月份。他是个8岁的金发男孩,长着一双澄澈的灰色大眼睛。那天他在一群孩子中间上了车,别的孩子都有暑假趣事讲给我听,唯独他根本不理会我。甚至我问他的名字,他也不回答。从此,这个叫查理的小男孩成了考验我耐性的人。如果有人打架,我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挑起来的;如果有人扔唾沫弄湿的纸团,我一下子就能猜出捣蛋鬼的名字;如果有小女孩哭叫,八成儿是查理拽了她的头发……不论我怎样和他说话,温柔或是严厉,他都一言不发,只是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着我。
我向别人打听,得知查理的父亲因病去世了,而他也没和母亲一起住。我想,他的世界一定缺少关爱。于是我付出了所能积聚的每一点耐心和爱心。然而,对我愉快的问候,他以沉默应答;对我节日的祝福,他以冷笑回应。多少次我祈求上帝告诉我怎样才能触到他的心,我真的已感到无能为力了。但我仍然坚信,这孩子需要从我这里感受到些许的温暖。所以每次他走过时,我都会弄弄他的头发或是拍拍他的肩膀。
临近岁末,车上的孩子们送给我一块题有“赠最好的校车司机”的小匾额。我把它靠立在仪器板上,还特意在顶端挂了一个小巧的锡制心形饰品。那是一个小女孩送给我的,她在锡心上刻了一行红字:我爱波丽,波丽爱我。
放假前一天,我和校长说话耽搁了几分钟。等我上车时,发现那颗锡心不见了。“谁知道挂在这儿的心哪去了?”我问。这一次,39个孩子全都不做声了。
一个男孩突然开口说:“查理是第一个上车的,我打赌是他拿了!”
别的孩子立刻齐声叫起来:“对!查理拿了!搜他的身!”
我问查理:‘你看到那颗心了吗?“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”他一面辩解,一面站起来,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和一只小球,“看,我没拿。”
“他肯定拿了!”送给我饰物的小女孩坚持说,“检查他的口袋。”
我让查理走过来,他对我怒目而视,那目光直烧到我心里。我把手伸进他的一只口袋,什么也没有,又伸入另一只,结果我摸到了——熟悉的锡心的形状。查理一直凝视着我,那双灰色的大眼睛里没有眼泪,没有乞怜,他似乎在等待早就预料能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东西。我差一点就把它拿出来了,但是我制止了自己。有个声音似乎在低语:让他留着吧。我对孩子们说:“一定是我到这儿之前,它就掉了。大概我能在汽车站找到。”查理一声不吭地返回座位,直到下车,他一眼也没看我。
那年夏天查理搬走了。下一个学期,以及之后的每一个学期,我的校车上都坐满了孩子,有的乖巧伶俐,有的难以相处,但所有的孩子都惹人喜爱。我记得有个6岁的小女孩,每周五下午都会莫名其妙地准时尿湿裤子,简直令人啼笑皆非。还记得有一次,我的一名小乘客被违章的轿车撞伤了,我跪在地上,搂着神志不清的孩子,心中充满了恐惧。还有,每一年春天有飓风警报时,我都会许诺孩子们一定把他们安全送到家。
后来,我和丈夫购买了自己的小型校车队,我开始照管更多的孩子。也许是因为在查理身上的失败吧,我更加努力地把关怀带给每一个孩子。
再后来,我退休了。我作为一名校车司机的故事也结束了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,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续曲。退休12年后的一天,我在商店买东西时,身后有人试探地说:“波丽?”
我转过身,看到一位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。
“什么事?”我问。
他的面孔并不熟悉,直到我认出了那双灰色的大眼睛。毫无疑问,他是查理。
他告诉我他目前住在蒙大拿州,过得很好。接着,出乎意料地,他拥抱了我。松开手,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件东西,举给我看——是一个已然变形的旧钥匙链。你可能猜出了它是什么——正是那颗小小的锡心,上面的刻字依稀可辨:我爱波丽,波丽爱我。
“你是唯一坚持的人。”他解释说。我们再次拥抱,然后便各自分开了。那天晚上,我反复咀嚼着查理的话——你是唯一坚持的人。当然还有一个人也在坚持,不只是对待查理。我感谢上帝让我知道自己其实做得很好,更感谢他赋予了我完成这一切所需的资质…… 刘宇婷编译
